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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“桃子”，俗稱“壽桃”“仙桃”。西王母種的蟠桃“三千年一生實”，食之可長生；桃花象征喜慶；桃木可祛災。?這些都是中華民族民俗文化中的美好愿望。紫砂陶藝以桃為題材制器，有桃扁壺、桃樁壺、桃形壁飾等。而尤無以“圣思桃形杯”最為著名。
圣思桃杯是一件構思奇巧、制技精妙的紫砂藝術極品，是紫砂傳器中的經典之作，也是迄今為止所見紫砂傳世作品最早的花器。
桃杯高7厘米，口徑10.5厘米，杯銘“閬苑花前是醉鄉，拈翻王母九霞觴”。署“圣思”鈴“圣思氏”篆書陽文方印。杯托后配。原為宜興儲南強先生的寶藏，一九五二年捐獻國家，現藏南京博物院。
這件作品以連著枝葉，小桃面切開的半桃作杯，寓意吉祥喜慶。在設計制作上，作者把桃做得豐碩肥大，先聲奪人，賞心悅目；將與桃相連的枝干塑得粗老盤曲而中空，使人能感受到“三千年一生實”的美好憧憬；老干新枝舒展自如；大葉小葉參差扶疏，或緊或松有風發飄拂的感覺；枝端小桃，新嫩欲滴，增添了生氣，反襯老干的蒼勁；利用枝干，葉端和小桃，鼎足而立極具天趣。整件作品毫無做作的痕跡。其巧妙的構思，精湛的技藝，堪稱砂藝花器的代表作。
后代藝人也多有仿制，但總顯得拘謹，不及原作自然、流暢、舒展、灑脫。
桃杯雖好，但作者是誰？是什么年代的作品？圣思又是何許人？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陶藝界。
圣思姓什么？歸納起來即分為從項說與不從項說。一種認為圣思可能是項京或項不損，但無任何依據。而有依據的只出于后配的杯托題記。全文抄錄如下：“圣思，相傳為修道人，姓項能制桃杯，大于常器。花葉干實無一不妙，見者不能釋手。二十年前，簡翁得此于燕市，歸而寶之。背底葉小損，微跛。名手裴石民，時方以‘第二陳鳴遠’名于世，善為前人修器。昨年用賓虹老人之意，為供春壺重配蓋，今歲復以鄙請，為此杯作一外托，中虛而涵之，趾乃定。遂為之記略，兼揚其藝絕，以光于陶史為二美。”
下面引用幾位有影響的專家的觀點及評論。宋伯胤先生在《國寶大觀》一書中提出：“圣思何許人也？是題寫詩句的文人，還是制作陶杯的藝匠，答案就在宜興裴石民為這件桃杯配制的底盤題記中。題記出于何人手筆，尚待查考。只知它是作于1924年。”事亦湊巧，1995年8月宗先生、謝瑞華女士、黎淑儀女士為陳鳴遠作品事到宜興。我向宗先生提供線索，稱題記是我族曾祖著名書法，金石篆刻家潘稚亮書刻。宗先生以此為鍥人，收集資料、多方考證，認為杯托題記確是潘稚亮銘刻。并著文《此桃枝葉茂、鮮膚—何潤—記項圣思紫砂桃杯》和《笑把金刀鐫紫泥—記紫砂銘刻家潘稚亮》。但在文尾宗先生仍然寫道：“項圣思，何許人也？茗壺文獻中未見記載，據其制陶技藝考察，或為明末清初陶人。但潘稚亮在底盤題記中說“圣思姓項能制桃不”又不知根據所在，是有著可稽，還是口碑想傳，必須進一步考訂。
徐秀棠大師在《中國紫砂》一書中寫道：“顧大師在《宜興紫砂壺概要》一文中有這樣的文字‘明代天啟、崇禎以至清代初期，砂藝名手有項圣思、惠孟臣’……”。徐大師又寫道：“可見專家們所說的不一致（指斷代）但卻一致認為圣思姓項。而且徐大師認為，圣思桃杯比蘇州博物館清·桃杯要精，按常理應為后仿。
據我所知，顧景舟先生在《宜興紫砂壺概要》一文，確是認為圣思姓項。并盛贊其制作技巧之精細，形象之完美，結構之纖密，在古今陶瓷工藝技巧中，視為觀止，可也曾多次聽顧老講過，說圣思姓項沒有依據。在《宜興紫砂珍賞》一書中，也只是說圣思桃形杯，斷代為清·乾隆。韓其樓先生在《紫砂壺全書》中說：“項圣思，明崇禎至清康熙年間宜興人，以書法篆刻見長，善仿歐正春、沈君用之陶器。雖不見史載，所遺精品‘桃杯’，技藝精湛，細膩逼真，為明末清初時之巧匠。”認為圣思姓項，且銘刻制作為一人。
吳山教授在主編的《宜興紫砂辭典》中，對圣思是否姓項，既傾向認同，又存有疑問。但在斷代上沿用了顧景舟先生的清·乾隆。
歸納起來，圣思姓氏可分為從項說與不從項說。桃杯成器年代可分為：一、明末清初。二、清·乾隆。三、后仿。專家觀點雖不同，但有一個共同之處：“不見史載”。
去年歲末，翻閱資料，幾行文字映入眼簾，但又深感疑惑，因為這幾張資料是同道中人復印于我，況且此前已經過多人之手，何以讓我發現。但“圣思”二字，躍然紙上，引起我探究的興趣。為此向上海郭若愚先生和臺灣史學家徐鰲潤先生請教，承蒙關愛，不吝賜教，使我獲益匪淺。并結合查閱工具書，才敢寫此文。
此資料是《重刊宜興縣舊志·藝術》（清嘉慶二年1797年刊本復印）。此條目全文如下：：國朝蔣允睿，字圣思，參議如奇子，書法能繼其父，一時有二王之目。陳維崧感舊詩有詠蔣公子瞻武云：吾邑臨池誰絕妙，蔣公鮮作擘窠書，郎君大有家雞好，屋漏釵痕也不如。（參陳檢討集）從這里我們可以知道，圣思確有其人，姓蔣名允睿。是明末浙江參政蔣如奇（？—1643崇楨16年）的兒子，父子兩人都是書法家，當時被比擬為王羲之、王獻之。陳維崧（1625明熹宗5年—1682清康熙21年）字其年，號迦陵。是陽羨詞派領袖，清代駢文開山。著有《湖海樓集》、《陳檢討四六》、《兩晉南北集珍》是宜興歷史上的名人。在他的懷念舊情的詩中，盛贊圣思及其父的書法能與懷素媲美。
根據以上資料作如下推論：
一、雖不知圣思生卒年月，但可以推算出圣思是明萬歷—清康熙年間人，約略此陳維崧年長，且兩人交誼甚好。二、條目及陳詩中都未提到圣思涉及陶藝。三、父子二人都是有名的書法家。四、圣思只是在桃杯上題刻，而并非制作，但不排除參與設計。按照制陶專業眼光分析，業余作者的制技不可能如此完美，而桃杯之所以以圣思冠名，是因為除圣思署名外再無其它款識，猶如曼生壺一樣，因曼生設計、題銘而得名。而圣思作為文人參與，題寫切形、切情的文字則比陳曼生早了100多上。五、制作者另有其人，暫時只能定為無名氏。
為什么具有如此技藝的巧匠，在史籍上卻無記載呢？還是推論。我想桃杯的制作者，可能不是宜興當地人士，而是外來藝匠，或者就是來自江西景德鎮到宜興謀生的藝人。據史籍記載：明王朝在嘉靖萬歷即進入動蕩的年代。而江西景德鎮燒造的御瓷，卻年年加碼。人民負擔過重，民不聊生。在嘉靖至隆慶三朝，瓷都景德鎮更遭受一連串的天災。嘉靖19年，浮梁發大水，民房漂沒，人畜溺死數千，窯廠多被沖毀，饑民到處求食，互相格殺。萬歷27年，工民不堪重負，激起民變。萬歷30年，燒毀御瓷廠。至天啟、崇楨年間，御器廠已陷于停頓。明王朝已趨于日暮途窮。在這種社會背景下，許多景德鎮的陶瓷藝匠輾轉他鄉，另謀生路，當在情理之中。
在周高起《陽羨茗壺系》中，外鄉人僅記載“陳仲美、婺源人，初造瓷于景德鎮，以業者之多，不足成其名。”棄之而來。好配壺土，意造諸玩。如香盒、花杯、狡猊爐、辟邪鎮紙，重鎪疊刻，細極鬼工；壺象花果，綴以草蟲；或龍戲海濤，伸瓜出目。至塑大士像，莊嚴慈憫，神采欲生、瓔珞花環，不可思議。智兼龍眠、道子。心思殫竭，以夭天年。從以上文字可以看到，周高起對陳仲美的評價極高。好一個智兼龍眠、道子，說明陳仲美丹表絕佳，可此李公麟、吳道子。他的作品被稱為神品。
我認為依這段文字看，陳仲美是具有設計制作桃杯的才藝的，但是絕無指桃杯就是陳仲美制作的意思。而是聯想到陳仲美這樣的才俊，當是在景德鎮都不足以成名，尚且需要背井離鄉到別處謀生，可以想象，在這個時期由景德鎮到宜興謀生的人，包括極具才藝的能工巧匠，絕非個別。正是有了他們的加入，對推動宜興紫砂的發展和提升，起到了極大的作用。而桃杯制作者，很可能是他們之中的一個。可惜受排外陋習作崇，留名者只有陳仲美。
結論：“圣思桃形杯”題刻者：圣思—蔣允睿（約明萬歷—清康熙）別字瞻武、書法家，桃杯制作者—無名高手。
另有一疑，有待探究。據《宜興人物志》儲云先生撰稿蔣如奇篇中說：“如奇除了將畢生精力寄托于書法藝術外，還精心整理古代法帖，擇其優者，摹刻上石，共有百余塊，刻工精良。他在（凈云枝）法帖摹刻接近尾聲而尚未竣工時，因友人相薦，如奇在休閑十年后，又出任湖西道轉浙江參政。于崇楨十六年（1643）督糧進京途中逝世。朝廷追贈光祿寺卿。如奇亡故后一年，其子胤敬繼父遺愿，于清順治元年（1644）完成《凈云枝》法帖石刻，鑲嵌于西圩蔣氏宗祠壁上。”文中提到的胤敬，是否是圣思另外的字、號？按陳維崧詩意圣思能繼父遺愿。或者胤敬是圣思的兄弟，也是一位書法家。還是有待繼續探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