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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00六年第一期《江蘇陶藝》刊載郭若愚先生的《“漱石壺”質疑》一文（下稱“郭文”），針對我在二00五年第二期發表的《銘文賞析“寒夜最宜當酒”》一文中提到的“漱石壺”提出了質疑，認為“此壺非陳鴻壽（曼生）之作”筆者愿就郭文所訴的有關疑點進行探討。
一，?郭文疑稱：“‘漱石壺’無楊彭年之‘彭年’之印及陳曼生之‘阿曼陀室’或‘桑連理館’印”，“無此兩印，說明其非陳鴻壽和楊彭年所制之‘曼生壺’”。誠然，所見傳世“曼生壺”壺底多有“阿曼陀室”和壺把底部有“彭年”印，這的確是鑒別是否“曼生壺”的一個標志。我同意陳誦睢先生給“曼生壺”下的一個定義：所謂“曼生壺”必須至少滿足以下條件中的一條：

曼生壺十八式

（一）?陳鴻壽創作銘文并親自鐫刻在壺上。
（二）?陳鴻壽創作銘文，由陳曼生的賓朋江聽香、高爽泉、郭頻迦、查梅史等將其書刻在壺上并注明此銘文作者是曼生。
（三）?銘文是陳鴻壽的賓朋所作，陳曼生將其書刻在壺上。（見《江蘇陶藝·增刊》2005年12月）
這樣的設定是有道理的。因為陳鴻壽不光是與楊彭年合作，他也曾請楊寶年、楊鳳年、邵二泉等為其制壺，不論制坯者是誰，只要符合以上的條件之一者，均可稱其為“曼生壺”。這與郭文引述吳振棫《杭郡詩續輯》：“（陳鴻壽）令溧陽時，仿龔、時兩家法制壺，撰寫為銘句，書而鐫之，時有曼壺之稱”的說法是相符合的。由此可見，單憑“無此兩印”恐怕還不能判定有曼生制銘的“漱石壺”就不是“曼生壺”。二，?郭文疑稱“此壺名‘漱石壺’，壺形并非‘石’之形，而壺銘亦未見‘漱石’字樣，不知其為何名為‘漱石壺’？”“切定茗壺并貼切壺形作銘者，實始于曼生，可知有‘寒夜當酒’之‘漱石壺’其制作者非曼生是很明顯的。”不錯，“曼生制銘多能切壺切銘兼切壺形。尤為獨到。”（《陽羨砂壺圖考·風坡》。然而，并非所有曼生壺銘都能做到切壺切銘兼切壺形。就以郭文所引“石可袖，亦可漱，云生滿瓢燕者壽”壺銘為例，此壺銘以“石”喻壺，切壺切銘，但不切壺形。盡管“壺而繪頑石一塊”，然而，壺形并非“石”形，所以并不兼切壺形。給此壺取名為“漱石壺”絕非依形取名，而是取典故“漱石枕流”的引申之意。
綜觀歷代紫砂壺藝人為壺取名，主要是以形取名，也有對象形壺名以引申法取名，還有以抒情法、用典法取名。壺底銘為“寒夜最宜當酒”的“漱石壺”，銘文中既無“漱石”字樣，壺形并非‘石’形，何以取“漱石壺”之名呢？銘文“寒夜最宜當酒”，銘文作者略去“茶”字，顯得十分含蓄，給人以想象：是什么最宜當酒呢？自然是“以茶代當酒”，那么茶（水）又在何處呢！當然在茗壺之中，因此，就引申出含（茶）水洗漱壺之意。而紫砂壺材質為紫砂泥經高溫燒結后，其堅硬如石，所以紫砂壺中有“石銚”、“師瓢”之稱謂。既然，砂壺質如石，含（岔）水洗壺自然可稱之為“漱石”了。此壺銘雖未能貼切壺形，但不能就以此否定此壺是曼生之作吧。
三，?郭文疑稱“漱石壺”壺銘只一句為“寒夜最宜當酒。”曼生壺銘至少有兩句，可見決非曼生之作。筆者認為，說“漱石壺”壺銘只一句不假，但說“曼生壺銘至少有兩句”就不符事實了。這里不妨再引述兩例“只一句”的曼生壺銘：
“一壺不如一柱。曼生”這是曼生“柱礎壺”的壺身銘。（見徐秀棠《中國紫砂》第157頁）
“竹里半爐火活。曼生”。這里曼生“合盤壺”的壺身銘（見韓其樓、夏俊偉《中國紫砂茗壺珍賞》第95頁）。
可見，說“曼生壺銘至少有兩句”，如若“只一句”就“決非曼生之作。”這個結論是否太武斷了吧！
郭文又疑稱：“曼生壺銘后多見‘曼生銘’句。此壺只‘曼生’兩字，而且陳曼生之銘都書刻在壺面上……此壺完全不是‘曼生壺的風格’。”其實，在曼生壺銘后不僅多見“曼生銘”句，而且在曼生壺銘后只書刻“曼生”兩字的也不少見。如：上面引述的。
“柱礎壺”和“合盤壺”壺銘。又如“方壺”壺銘：“外方內清明，吾與爾皆亨。曼生”（見徐秀棠、山谷《宜興紫砂珍品》第40頁）。“百衲壺”壺銘：“勿輕短褐，其中有物，傾之活活。曼生”（見徐秀棠《中國紫砂》第158頁）。
“瓦鏡壺”壺銘：“日之光，泉之香，仙之人，樂未央。曼生。”（見《中國紫砂茗壺珍賞》第100頁）。
“半球壺”壺銘：“梅雪枝頭活火煎，山中人兮仙乎仙。曼生。”（見《中國紫砂茗壺珍賞》第103頁）。
“方壺”壺銘：“平壺留小啜，余味待回甘。曼生。”（見《中國紫砂》第6頁）。
還可以列舉出一些。如果按照郭文的斷言，上述這些“曼生壺”都不具備曼生壺的風格了，如此結論未免言過其實了。
至于說到陳曼生之銘都書刻在壺面上，而“漱石壺”則是壺底銘，的確，“壺底銘”在已知的“曼生壺”中實屬罕見。不過能否就以此斷言此壺“決非曼生之作”，看來還須慎重。
四，?郭文疑稱：“‘漱石壺’之‘曼生’不是陳鴻壽（曼生），可能另有其人。”并斷言：“此壺之作定在陳曼生之后世。此壺署年款‘乙亥夏日’這個‘乙亥’是光緒之年（1875年），不是嘉慶二十年（1815年）。”郭文的懷疑，一下子將此壺的制作的時間往后推遲了六十年。那么，郭文的懷疑有何依據呢？原來郭文引述《陽羨砂壺圖考·陳鴻壽》李景康按語中的推測：“（曼生）制壺，當在嘉慶二十一年左右，若道光朝制器，便非曼壺矣。”根據這一推測，顯然制作于嘉慶二十一年前的“漱石壺”就不是曼生之作了。但是，我們知道，在曼生壺的傳器中確有嘉慶二十一年之前的曼生之作。據《陽羨砂壺圖考·陳鴻壽·傳器》載：鄧秋枚《砂壺全形拓本》刊曼生提梁壺一具，銘識有七行，皆隸書，曰：“左供水，右供酒，學仙佛，付兩手。壬申之秋，阿曼陀室銘。”提梁壺底有阿曼陀室印，印上有眉字隸書，尤為別致。把下有彭年小章。查“壬申”為嘉慶十七年，若按郭文的觀點，此曼生提梁壺的署年款“壬申之秋”豈不是也要往后推遲六十年，這個“壬申”是光緒之年，而不是嘉慶十七年。“提梁壺”之“阿曼陀室”不是陳鴻壽的“阿曼陀室”，可能另有其人，冒署“阿曼陀室”以充曼生之作。這種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。
由此可見，郭文以《陽羨砂壺圖考》作者李景康的推測：“（曼生）制壺，當在嘉慶二十一年左右”作為判定紫砂茗壺是否曼生之作的時間標尺，看來是靠不住的。
郭若愚先生是國內知名文博學者，對紫砂文化的研究造詣頗深。“漱石壺”是否是曼生之作還有待進一步探討，并望能得到郭先生的賜教。如果有新的資料能準確判定此壺的真偽，將是令人高興的。